百度 经过杜先生的手，瞎瞎简直是脱胎换骨一般。

　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陶寺遗址，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项目。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，高江涛带领团队探寻、解码陶寺文明，秉持着迎难而上的信念，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不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也收获了考古带来的惊喜和震撼。

　　1995年，高江涛考取郑州大学，被调剂至考古学专业，机缘巧合推开了考古的大门。2004年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高江涛前往陶寺遗址实习，由此与陶寺结缘，至今已开展考古研究工作二十年。他认为，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“其一，陶寺遗址作为4300多年前中原崛起的关键实证，是一个重要的文明支点；其二，陶寺文明所体现的包容性、创新性等特点与中华文明相契合，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代表；其三，陶寺文明与文献记载中传说时代的典型人物比如尧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因此陶寺遗址也是我们证实这段历史是否真实存在的关键。”他列举了在陶寺遗址中发掘出的属于良渚文化的玉璧和玉琮，以及出土的具有江汉平原特色的玉兽面，这些远距离的先进文化元素出现在陶寺遗址，正体现了陶寺文明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的融合性。

　　这样一座考古研究的“富矿”，也是一块“难啃的骨头”。陶寺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，陶寺城址也有28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四个故宫大小。此外，因为自然、人为等多种因素，陶寺遗址破坏严重，许多建筑只剩下基础，给研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。面对庞大的古城和残破不整的遗迹，高江涛秉持“考古队是课题组，考古工地是实验室”的理念，带领团队带着课题意识，有目的、精细化地发掘，同时综合多学科开展研究，尽可能多地从遗址中提取信息。“我坚信‘志不求易者成，事不避难者进’，考古研究者应当吃苦耐劳，迎难而上。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，我们见到很多不容易解释和弄清的东西，但这种不易恰恰是你需要去做的。”为此，一年中除去不适合开展野外工作的严寒和酷暑，剩下的八个月时间，高江涛都带领着团队扎在陶寺遗址进行田野工作。

　　开掘过程固然艰辛，但每一次重大发现都给所有考古工作者带来惊喜。谈及印象最深刻的发现，高江涛讲述了他2004年实习期间，亲手发掘出陶寺观象台观测点的经历。“当时，我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近似圆的弧形线，立刻叫来了领队和老师，我们继续发掘，最终发现这个地方有四圈圆，从外围的大圆逐渐往里收缩，而最里边25厘米直径圆的圆心恰恰与我们今天测算出的观测点不谋而合，就这样发现了 4000多年前的观测点，大家都特别兴奋。”这次意外发现解决了考古团队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，其反映出的古人在天文观测方面的精准和智慧，给如今的人们带来深深的震撼。

　　对于陶寺文明的传承，高江涛认为，要在科学传播的基础上，借助多种新技术和传播形式推广陶寺文明，“还可以将其与地方文旅发展和文化建设相结合，通过开展陶寺遗址研学实践等活动，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”。（光明网记者郝悦）

　　【嘉宾简介】

　　高江涛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。考古学博士。2014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研修，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。主要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、先秦考古、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。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，主持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。著有《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》、《淅川下王岗：2008-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》等专著，曾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，在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。